行业快报
接受现实的前提下把控风险
深入农业和农村,年轻人会陷入一些来自政策和市场的困境。迄今仍让朱波不平的,是几年前与当地政府的一次合作。
当时朱波的工厂已经运营两年,势头不错。当地政府希望朱波的工厂向1076户农户出售售价为6500元一台的机器。当地政府允诺,农户向朱波支付2500元,剩余的4000元,先由朱波的工厂垫资,待农业局和林业局发给农户共计4000元的补贴到账后,再由农户支付给朱波。此后,朱波得到通知,称相关资金由省一级主管部门统筹整合,“这笔资金就一直欠着,欠了我们500多万,快六年了,杳无音讯。”
郭祁琦运气好一些。资金吃紧,他们一边扩大销售区域,一边依靠研发新设备,申请专利。“农机方向的科技创新比较少,我们申报一些省级、国家级的项目会相对容易。”最困难的时候,他们依靠科技部的项目获得200万元的补贴才渡过难关。
在郭祁琦的经验里,要获得最新的产业信息,争取更多的资源,必须要与当地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。但问题在于,一旦政府出现变化,企业前景就会遭遇不确定性。在他看来,这就是在农村创业的复杂之处。
“以申请中央和省一级的项目为例,要申请,你就必须要有跟农户合作的经历,要有利益链接机制。我们跟农户一起做事情,所以在申报的资料准备上,我们非常强,做起来也很简单。但政策风险也特别大,有可能一直拿不到钱。”郭祁琦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张明霞和杨小强遇到的,是另一种困境。农产品上市本就有窗口期,窗口期内,价格又会随行情波动。做微利的农村电商,如何在库存滞销风险和断货风险间找到平衡,对年轻的电商人来说,是极大的挑战。
“做水果,不可控因素太多了。一批货拿回来,不一定全用得上,残次率也参差不齐。昨天的残次率只有5%,今天可能会达到10%。到了10%,今天收的货可能就不够发。”杨小强说。
要以严格的收购规则要求农户控制残次率,这样的规则屡屡失灵。“并不是因为我们规模小,而是因为一个水果的成熟期只有那么短的时间,如果农户天天忙着挑选,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果实直接烂在地里。以樱桃为例,产品本身就很脆弱,挑出来的次果,要么倒掉,要么就以一两块钱的价格贱卖。相比农户,我们更有能力承担风险,因为我们可以挑选出残次品走低价的电商平台。”杨小强说。
“并不是说我们多么(高尚),其实定规矩的时候,我们的界限也是很明确的,但是在工作中……”电话里,杨小强和张明霞笑起来。“看着他们那么辛苦那么累,要坚持这个界限真的挺难的。前两天,我们收民勤蜜瓜,一开始就说,就要这么多,多的一点儿都不能要。”张明霞回忆,当天,供货大叔送完定好的瓜后,晚上又多拉来一车瓜。
“我们努努力,是能卖掉的。实在不行,我们还可以找其他做电商的朋友一起消化,警告他们,瓜卖不掉就不给饭吃。”张明霞爽朗大笑。
另一个难题来自物流。定西偏远,物流成本高,再加上西部电商发展整体滞后,导致分拨中心等基础设施容量和效率都受到限制。“西安、郑州的分拨中心比较大,一天几百个挂车都能中转过来,但西北这边,哪怕只有几十个挂车,人手设备也跟不上,货总得在那里压个四五天。”杨小强坦言。
此外,合作的快递公司价格亦时常波动。“我们发货的网点,要是完不成他们的任务,运费就好商量,你说啥就是啥,他们一旦完成了任务,价格就高了。”张明霞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“说实话,在农村,合同很多时候就是一张‘纸’。”电话里,杨小强笑着说。这是农村的现实,他不抱怨,只是想方设法在接受现实的前提下把控风险。2022年初,杨小强和张明霞还清了债务,如今,他们始终能留着几十万元的现金保底,再也不用靠打零工维持生活。